听爷爷奶奶讲抗战的故事
2015-07-21 16:54:31   来源：   

　　他们都是参加过抗战的八九十岁的老人，有的10岁就加入儿童团，有的参加了百团大战，有的担任了分队长。抗战的日子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悲壮的日子

———讲述人 马子秀 93岁

　　投身抗日救国决死队 参加战斗40余次

　　194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42年8月入党。1949年12月奉命南下四川， 先后任南充西城和龙门派出所所长。1951年调仪陇县工作， 先后任仪陇县复兴区委书记、仪陇县人民法院院长、仪陇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。1984年离休。马子秀

　　我18岁参加抗日战争，经过大小战斗40余次。我的老家在山西临县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依托吕梁山区创建了晋绥革命根据地，晋西北成为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发祥地，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，拿起枪杆子参加革命的。

　　表兄王俊隆是我革命事业的领路人。王俊隆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不过那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。

　　1940年2月，在王俊隆的介绍下，我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决死队，我编在第四纵队三十五团二营六连一排一班。参加决死队后，便立即投入了春季和夏季反“扫荡”的艰苦斗争，在交成、文水、方山一带与日军周旋，打游击战。

　　1940年8月开始，我所在部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，当时日军在华北实行“囚笼政策”，以铁路为柱，公路为链，据点为锁，封锁、分割根据地。上级分给决死四纵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，攻击敌人据点。

　　百团大战后，日军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，所到之处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政策”。当时山西兴县一个村有80多户人家，30多名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抓遭到屠杀，日军将被杀村民的人头一一摆在墙边，现场惨状令人发指。在临县一个村庄，日军举行观摩大会，将抓到的妇女，全部脱光，当众奸淫，饱受屈辱。

　　战争中受伤，是常有的事，我的身上留下了不少的伤疤，其中左腿靠臀部的地方有一处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是1942年春，我们六连接到命令在方山县峪口镇东瓦坪附近伏击日军的运粮队，不料我军的情报被汉奸出卖给了日军，我军反被包围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军组织战士拼死突围，持续战斗了3个小时，后来四连及时赶到将我们救出来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我们牺牲了20多人，10多人负伤，我左腿靠臀部的地方被弹片击中。这次战斗结束，我立了三等功，在医院养伤几个月。

　　1942年8月20日，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、最光荣和最高兴的一天，经马建忠、王俊隆介绍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1940年到1942年，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。我所在的部队，一个团只有一挺重机枪，每人一把38式步枪，发六颗子弹，战斗的时候主要靠手榴弹，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。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，老百姓和我们关系都非常融洽，老百姓为我们提供住处、送粮食，晚上让我们睡在炕上，他们自己睡地下，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决死队。

　　1944年，我担任晋绥三分区三蛟交通站站长，负责各根据地与延安的联络、转运、护送工作。我们的信件是用土白布封包，上面盖着大红印，接受和送出都有严格的登记制度，一般都是两人一组护送信件，中央领导的信件和特别要件是3个人送。

　　1945年8月15日晚上6时许，我在部队的广播里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，和战士们欢呼、拍手，万人欢腾。

　　10岁加入儿童团 抗战中4次负伤

　　1943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49年4月入党。1952年1月在成都军区独立团工作，1955年3月在汉口高级步校学习，1958年4月在涪陵军分区司令部工作，1976年调任万县地区公路局;1988年12月离休，离休后，到南充市老干部休养所居住。樊起成和妻子的合照

　　70年前的抗战经历，我至今刻骨铭心。我的家乡山西黎城县位于晋察冀边区，是抗战的重要战场，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就发生在那里。

　　1937年抗战爆发，当时我只有10岁，我和同乡玩伴一起加入抗日儿童团。在儿童团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大家打日本、侦察敌情捉汉奸、站岗放哨送书信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我们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最为活跃。我们利用自己年纪小，不被注意的特点，常常深入敌后，出色地完成任务。

　　在儿童团，我们送信一般是两人一组，可以互相照顾，我因为机智细心，后来还做过通信班的班长。为了保证情报安全到达，我们经常晚上执行送信任务，白天容易遇到日本兵。那个时候，往各个连队送信，一般往返都要一个多小时。我们不敢走大路，常常选择小路和山路，这样容易隐蔽，不会被发现。

　　送信对我们要求很高，有时候送一些秘密信件，还要对接口令，如果口令答对了，就是自己人，如果口令答错了，就可能是坏人。在送信的过程中，因为对口令，我和同伴还一起抓过汉奸，从汉奸口里问出了不少日本军队的情报。情报工作常常充满了危险，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我被日本兵抓到了，日本兵说我是小八路，我假意求情，日本兵在我身上没有搜出什么东西，见我年纪又小，于是放了我，真是有惊无险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我只有一个理想，赶走日本鬼子，早点回家。1941年，日本在华北地区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政策”，普通民居纷纷被烧毁。

　　老百姓都没得吃的，日本兵还要四处抢粮食，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啊。小米、包谷、高粱、土豆在那个年代都是主食，我们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吃上小米就算是很奢侈，遇到小米糠也是很幸运的，一方面是食不果腹，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，能活下来真的不容易。小米加步枪是那个时候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当时打仗，日军可以动用飞机、大炮，而八路军的装备差很远，连能打飞机的武器都没得，一个人就配备了两个手榴弹，有好一点的武器，都是从日军手上缴获的。我们虽然装备差，但是有很好的群众基础，我们穿的衣服、鞋子都是群众送来的。

　　16岁，我参加了八路军，当时所在的部队是太行山第四军分区突击团。袭击敌人聚点、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、炸碉堡、埋地雷这些任务我都执行过。有一次，我们在炸敌人的一座碉堡时，我被敌人发射的小钢炮炸中，弹片扎到大腿里，至今疤痕还在。

　　抗日战争期间，我一共负过4次伤，背、腿以及手臂都受过伤。最危险的一次，子弹从我帽子上飞过，当时真的很惊险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又立即投入到战斗中。

　　讲述人 史国英 93岁(女)

　　史国英拿出和丈夫的合影仔细观看

　　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41年12月入党。1951年任一六三师四八八团军务参谋，1956年转业到预备五师任军官家属支部书记兼团支部书记，1958年转业到南充市中城医院， 先后任院长和五星公社医院院长，1966年8月在南充饮食服务公司工作直至离休。

　　我是1922年出生的，山西大同人，1938年2月我参加革命，那时只有16岁，当时在359旅文工团任宣传员。我们359旅很有名，当时部队有5000多人，王震是我们的旅长，359旅后来参加大生产运动，受到毛主席的表扬，我还跟随部队去过延安。

　　1939年9月，我在晋察冀边区第五军分区游击大队文工团任宣传员，我在文工团学习唱歌、跳舞，由于有基础，很快我就成为部队的文艺骨干，每当慰问前线官兵，或者重大节日，我都要去表演节目。我们的重要任务是鼓舞军心，通过多方面的文艺活动为部队增加士气。

　　1943年，我在晋察冀边区独立大队任分队长，带领战士们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通过情报员，提前掌握了敌人的动向，组织士兵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，用38式步枪，打死几个敌人，当时我的枪法并不准。

　　有一个人我一定要感谢她，这么多年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。一次在执行任务中，我和一个女兵，在路上遇到伏击，她喊我一声，我转过头去看她的瞬间，一颗子弹从我下巴下面飞过去，她救了我一命。后来，她被敌人打死，我成功逃走了，我记得她姓蔡，只有20来岁。

　　“打日本，救中国。”这是我们常喊的口号。抗战中，我们经常面临没有粮食的情况，一天吃一顿饭是常事，有时我们去山坡上扯野草吃，野草的汁水是甜的，我至今都难忘那种味道。

　　19岁那年，在抗战的烽火中，我在一位姓李的参谋的介绍下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的老伴王勇也是一位老红军，在抗战时期他不怕牺牲，英勇善战，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等战斗，两次获得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他的原名叫王先勤，因为作战英勇，罗荣桓将他的名字改为王勇。抗日战争结束时，我才认识他，因为他的英勇事迹，我毅然嫁给了他。

　　抗战8年中，死亡对我而言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身边每天都有人在战争中死去。有时候战友在身边倒下了，我还来不及多看他一眼，又要冒着炮火前进。抗战的日子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。

　　战争带给我的，是心灵和身体的双重创伤，我身体上留下了多处枪伤，我虽然成为了幸存者，但是无数人却在战争中死去。1945年，我从部队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顿时喜极而泣。我希望战争再也不要发生，我们都要珍爱这来之不易的和平。

　　■记者手记

　　抗战老兵 让我感动

　　“每年都有上百位抗战亲历者去世，我们在做的其实是抢救性的采访。”崔永元在做纪录片《我的抗战》时，反复强调这句话。

　　刚接到寻访抗战老兵这个采访任务时， 内心既兴奋，又担心。老兵由于年纪较大，很多事件已经记不清楚或者有所偏差，我对于质疑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求证，收集战争信息后，一一通过历史资料进行核实。我必须给老人足够的尊重。

　　更让人头疼的还有难懂的方言，采访的3位老兵，很巧合都是山西人，他们“南下”后在南充生活多年，已成为了“南充人”，但他们依然保留着纯朴的乡音，很多话我都听不懂。在仪陇县采访马子秀老人时，他的儿子一直在一旁担任“翻译”，让我顺利获取了很多故事细节。采访樊起成老人时，因为听不懂“民兵”一词，老人反复向我纠正，没有一点不耐烦，让我很感动。

　　3位抗战老兵，无一例外，都非常热情，也愿意给我分享那段他们记忆中痛苦又光荣的往事。去马老的家中拜访时，刚下车就看到他拄着拐杖，佝偻着身躯在门口等我， 我连忙跑过去一把扶住马老。93岁的史国英老人已经无法行走，采访的时候一边流口水，一边给我讲她的故事，我拿出纸给老人擦口水，老人握着我的手笑了。临走时，我再三叮嘱史婆婆要保重身体，她紧紧拽着我的手，久久不愿放开，还说好多事记不起了，下次再给我讲。

　　或许，这些爷爷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只是抗日战争中的沧海一粟，不够深度也不够全面，但我依然迫切地想要把它们呈现给读者，想让大家和我一起，听一听他们的故事。

　　老兵渐渐凋零，精神永远不死。